《新亚60周年传承新儒学的一脉香火》 列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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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6, Tuesday

記者:吴娟 王丽榕

2009年11月28日,深秋的阳光普照香港中文大学。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亚校友,于此地重温当年的记忆。在知行楼的一侧,一泓清水与山下的海港水天一色,谓之“天人合一”之景,是为纪念钱穆专修。书院圆形广场上,校友们纷纷拍照留念。背后的围墙,满满篆刻着新亚书院历届毕业生的名字。钱穆的理想,在其新亚招生简章之序言中表露无遗:“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专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八方校友回归
2009年11月28日,深秋的阳光普照香港中文大学。山道静谧,蜿蜒向上,山顶绿树掩映的新亚书院突然人如潮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亚校友,于此地重温当年的记忆。在知行楼的一侧,一泓清水与山下的海港水天一色,谓之“天人合一”之景,是为纪念钱穆专修。书院圆形广场上,校友们纷纷拍照留念。背后的围墙,满满篆刻着新亚书院历届毕业生的名字。

巨大的白色两字“新亚”及英文“new asia”竖立在圆形广场上。从五湖四海归来重访足迹的校友证明这一名字在60年后仍有极强的凝聚力。曾在新亚四十周年的纪念会上,钱穆再次重申当年之所以为书院取名“新亚”,为大学取名“中文”,及坚持第一任中文大学的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的意义:“我当时只能希望英国人对亚洲殖民地采取较开放的新姿态,使来香港的中国人能获较多自由,所以为书院取“新亚”为名,寄望我们将有一个稍为光明的未来。”

六十年前的香港,中国人地位极低。殖民地气氛压迫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彼时钱穆只身流亡香港,在这片近百年来既属中国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上,心绪难解。从“手空空,无一物”,于困顿流离创办的新亚到今天校友遍布全球的新亚,终因“自觉该背负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一步一步渡过难关”。

1995年毕业于中文大学哲学系,现任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的周保松说:“有时打圆形广场走过,我会特意停下来,逐年逐年细数刻在金属板上那些新亚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没有新亚,如果没有新亚精神孕育出来的新亚人,香港过去六十年的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一定会改写。”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王光一的名字在1963年的毕业生中,她学经济,是张丕介的学生。遥想当年求学光阴,再归来已是白头。她专程从美国加州赶回来参加校友聚会,三十年后第一次回校。

她的学长唐端正年近八十,是唐君毅的学生。自毕业后留在新亚成了唐君毅的助手,一直在中文大学教授哲学。他跟记者讲述了近两个小时的新亚故事,记忆之深之清晰,饱含对恩师和那段岁月的怀念。他曾撰写过多篇文章追忆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各位先生,“一直与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

今年是新亚书院一甲子纪念。香港中大校方举行众多欢庆仪式。11月28日是校友回归日,这些白发老人从北美、从欧洲、从南洋、从台湾赶来参加聚会。11月29日晚上,香港会展中心会议厅。新亚人的“家宴”铺排100多桌,从80多岁高龄的老人至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欢聚一堂,叙旧事,缅恩师,话“诚明”。他们之间相互尊称学长、学弟、学妹,还会听到谦逊的寒暄:“我拜读您的书,获益良多……”印象中,每个新亚人对新亚历史都烂熟于心。

60年过去,他们仍然能深情地讲起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大师们耳提面命的情景。

1949年,流亡香港的钱穆看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

他和唐君毅、张丕介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由于缺乏资金,租用佐敦道码头附近伟晴街一家中学作课室。校舍非常狭小、喧闹,毫无设备,尤其是图书,极端缺乏。

半年后,香港商人王岳峰先生慷慨解囊,助校舍迁至九龙深水埗桂林街。也只是几间房,学生上课之处和先生宿舍都在一起。学校正式名为“新亚书院”,取“亚洲新生”之意。钱穆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老师,他们的工作几乎是义务性质。当时香港普通工人月收入300元,而新亚的老师最高的月薪200元,还有低至几十块的,就这样也经常发不出工资。

彼时的钱穆,已是饮誉学界的国学大家。曾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与胡适成为北大讲课最叫座的两位老师,在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

他到香港之后,为了实现“人文主义”的办学理想,不顾病体之忧。据第一届新亚毕业生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养病。“我不忍心看他,他请我帮忙去商务印书馆买王阳明文集来看。回来时,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早期的学生大概50人,十有八九是从内地流亡至港的青年。不少人到校时,骨瘦如柴,缴不出学费,他们便自行承担扫地、擦窗等杂务。有时,学生们会睡在拼凑的课桌上。

王光一清楚地记得,当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常带她一起吃饭。“因为太穷,一天只能花一毛钱,老师就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而78岁的黄祖植得知记者采访新亚,专程从官塘道搭乘地铁赶到中大。他带着多年来积攒的关于新亚的图片和资料。“我当年的学费单、文凭单都悉心保存着”。在新亚毕业后,一直在香港担任中学老师,出版过《桂林街的新亚书院》。

黄祖植1952年进入新亚读书,到新亚报到时,看到简陋的 “大学部”的牌子,心里疑惑这到底是不是大学,后来上了钱穆、唐君毅的课,感慨:“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大学啊!”

在黄祖植的记忆里:“钱先生上课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虽说平日看上去严肃,其实一接近学生就非常温和。唐先生上课有点紧张,好像满腹经纶找不到出口,一手板书,一手拿着抹布擦,有时讲得太投入忘我,会直接用满是粉笔末的抹布擦汗。”

学生们不因个人生活而困顿气馁,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时常讨论诸子百家、国家民族,争得面红耳赤。

在钱穆看来,有理想才是最珍贵的。他亲手撰写的校歌唱出对学子的期望:“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校友们说:“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

始成规模
黄祖植曾和学长唐端正喝茶时谈到当年校徽的设计。今天的新亚校徽,“是孔子问礼于老子,上著‘诚明’二字”。正是黄祖植当年设计,略有修改后沿用至今。“校徽中间本来用‘人文’两字,后先生们改为‘诚明’”。

“诚明”是新亚的校训,始自《中庸》。“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是属于德行行为方面的。‘明’是属于知识了解方面。”

钱穆的理想,在其新亚招生简章之序言中表露无遗:“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专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在今天,仍然有校友说,当他看到新亚24条学规时,止不住感动与向往之情。“即使你不尽同意,但它的确呈现了一种今天的大学无从得见的境界。”

学规第一条说:“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第二条说:“做人的最崇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这两条被称为新亚学规的灵魂,它所呈现的教育理想,就是新亚精神。

至今,唐端正上课有时会问现在的学生:“为什么老师讲课你们不起立问好?”

在艰苦困顿的环境中,新亚前人已经认识到,“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医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

针对各地来港知识分子对思想义理及知识的追求,新亚书院还举办了一系列“文化讲座”。从1950年到1956年,先后举行155次讲演。演讲者除钱、唐、张三人外,还有其他知名学者,如董作宾、夏济安、左舜生、林仰山、饶宗颐等,也有西方著名学者莅校演讲。演讲内容遍及文学、历史、中西哲学、政治、经济等,有兴趣者皆可免费入场听讲,每每全场座满,不少学生只得挤立墙角旁听。这个简陋的小书院从此声名远播,渐渐获得各方面推崇。

不久,由于王岳峰生意失败,新亚经济陷入苦境,无法支付校舍房租及少数教师薪水。当时从学生所收到的学费,只占书院总开支的百分之二十,远远不够。只好如张丕介先生所形容的,学习“武训”,行乞办学。一方面钱穆校长到台筹募捐助,一方面教师暂缓领薪酬,四处张罗。1950年冬,钱先生赴台北募款见蒋介石,得蒋答应自“总统府”办公费中节省,每月支持新亚三千元。此项资助长达四年,直到新亚获得美国雅礼协会补助才停止。张丕介先生及唐君毅先生等,则勤于撰稿,拿稿费以补助书院,以至张丕介先生把夫人的首饰典当以支持新亚。

据唐端正回忆,1952年,新亚董事会成立,大律师赵冰先生任董事长及法律顾问。同年香港政府通令全港九私立学校必须到工商署办理商业登记。“办教育怎能注册为工商业,先生们觉得受到侮辱。”全体同仁以新亚办学宗旨岂为牟利,表示反对。赵冰向香港政府争取豁免,经近一年努力,终于获港府批准,承认新亚书院是专事教育、不为牟利的私立学校。

此时,新亚的教育理想渐获社会的同情与赞助。其中赞助最有力的是美国雅礼协会。该协会派卢鼎教授来港。他极赞同新亚的教育理想,经深入了解,决定资助新亚,每年二万五千美元。“雅礼在经济上协助新亚,却尊重新亚教育宗旨与行政独立,这是史无前例的,向来只是美国人到中国办学,从没有美国团体专来帮助中国人自己所办的学校。”唐端正说。

除美国雅礼协会外,还有美国亚洲协会、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文化协会、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及香港明裕文化基金会等,都曾对新亚书院的发展提供资助。新亚自获各方援助后,终能扩展校舍、购置图书。直到受助于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农圃道建立第一期校舍,新亚创办7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校舍。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三期校舍落成,新亚始有大礼堂。

转型为现代大学
上世纪50年代末,香港人口不断增加,青年人找工作感到困难,仅有一所香港大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1963年,香港政府提议,将新亚、崇基、联合三个私立书院合并为新大学。

是否加入中大,新亚内部颇有争议。唐端正说:“参加中大可以提高学院待遇,经费来源得保障,毕业生可获政府认可,找工作会容易一些。又担心会受当局权力控制,使新亚的教育理想从此消失。反对最强烈的是赵冰,新亚入中大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新亚。考虑到学生出路前途,钱穆和唐君毅还是主张加入中大。”

关于学校名称,最后由钱穆提出用中文大学。他期待这样能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传承,而不是像香港大学那样,专为培养公务员、律师、医生等专用人才而设立大学。

中大成立之初,各书院要求实行“联邦”制度,保持教学和行政上的独立性。崇基是教会学校,深受美国影响;联合是几方力量合成的,后来倾向于英国;只有新亚是以培养中国传统式知识分子为目标。政府当然不支持新亚,殖民政府的教育是以经济为本,培养殖民地所需之人才。

在当权人物故意下,“连日常校务会议也说英文”。钱穆渐渐感到,“若此番不辞职,便和平日所抱做人之理想不相符”。1964年钱穆提出辞呈,“甚至拒绝以退休的名义领取薪水”,他在辞呈中说:“我之辞职乃正为表示一种总抗议,不仅为反对征聘教授举措不当,有关创办一所大学之理想与宗旨,有关创办一所大学之一切应有的向前的步骤,乃及其他种种重大的问题,至少李校长没有和我商讨过。我从旁观察,有许多该向李校长进忠告的,也没法进言。”

在最后一次新亚毕业礼演讲中,他特别再一次提醒学生:“我在新亚十五年,时时教诸位应知‘为学’、‘做人’并重,这决不是随便说。我此番之辞职,在我是处处把做人道理来作决定。” 随后联合制被废除,中大吞统三个书院,体制上仿香港大学。这令抱着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新亚“不再是桂林街、农圃道时代的新亚”。

张丕介因此忧伤成疾而去世。不久,另一创办人程兆熊亦退出,到台湾觅教职。这时在中大的新亚创办人就只有唐君毅一人。

在唐端正看来,唐君毅是为新亚忧劳成疾而病逝的。他对新亚感情深厚,为维护新亚原有之精神,力挽狂澜,孤军奋斗。他多次独力进行抗争,但当局无视他的教育理想,使他受尽洋人之气。在当时中大,人事、口舌、是非、恩怨又极多。身处其中,自如炼狱。虽然如此,但仍力写晚年著作《中国哲学原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1967年12月24日,是一个惨淡的日子,新亚书院董事李祖法、沈亦珍、吴俊升、刘汉栋、郭正达、钱宾四、唐君毅、徐季良、任国荣等九人发表辞职声明。其中有言:“联合制终于被弃,改为单一集权制……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无法实现……”

当代新亚
唐君毅辞职后,与牟宗三和徐复观等人在农圃道新亚原地重新恢复新亚研究所,以中国人文学术的教学及研究为中心,以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于当今世界。但是,如今的新亚研究所情况不容乐观,博士生和硕士生只有几个人,教授的数目可能比学生多。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新亚哲学系的刘国强,现是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学系的教授,曾教授新亚精神与新亚先贤的文化教育理想这门课程。他介绍说,新亚研究所最宝贵的是图书馆,藏书13万册,集中于文史哲,而且有不少是绝版线装书。

之后,中大推出新的改革模式,新亚董事会完全丧失行政权力,原属之建筑物及不动产移交大学。至此,宋明书院模式到现代大学的转变终于完成。

当时,余英时从哈佛大学归来,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和中大副校长,正处于整个改制事件风暴的中心。2007年他接受采访时说:“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前两年,中文大学校方推行‘国际化’战略,要求大部分核心课程要采用全英文教学,引起部分教师、学生和校友的激烈反弹,以为这是背叛中文大学双语教学的传统。”在他看来,这样的争论背后依然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纠结。

今天的新亚书院仍继承传统,每年均举办多项学术文化活动,包括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许让成艺术交流计划、亚洲联合财务访问学人计划及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计划等,以推动文化发展。

此外,新亚书院最早出版的刊物《新亚校刊》创刊于1952年6月,这份刊物已超五十年的历史,它主要刊载书院的重要讲辞、师生文章、学校动态,以及师生生活情况。

校友开放日中,很多校友前来做志愿者。已是一家公司董事的林挚刚向记者介绍,新亚学生有很多对外交流活动,做到真正的“沟通中西文化”。每年有机会到北京、日本、韩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瑞典、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做交换生,为期一学年或一学期。而每年农历新年假期,他们可以到耶鲁大学就事先选定的课题进行交流,如教育、环保、都市问题、移民、性别、宗教、家庭、伦理及道德、全球化及身份认同等等。每年暑假,还可以与耶鲁大学学生在美国和香港两地进行社区服务交流活动,以认识和了解不同地域对社区和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

新亚名人链接
知名教授
钱穆:
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在民国时期,已是饮誉学界的国学大家。1949年到香港之后,为了给内地流亡到港的青年提供教育机会,创办了新亚书院。当时经济条件非常艰苦,但他还是拒绝了香港大学的高薪聘请,为“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奋斗。在他看来,理想是非常珍贵的。他在1964年毕业典礼上对新亚书院学生说:“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者该同等重视,我们该在此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俗人,但是亦须成为理想之真人。”

唐君毅:
1909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早年师从梁漱溟、熊十力等,上世纪80年代《大英百科全书》将其列为中国当代哲学家之一,说他不仅对整个中国哲学系统予以系统再解释,其两卷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更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从新亚创办起,他就为之呕心沥血。他常能发现学生长处,著名学者梁燕城在新亚读书期间,给他写信,说人生没意义。唐回信说,人生没有意义这种想法本身十分珍贵,因为它显示出你十分渴望人生应该过得有意义。

张丕介:
1904年生于山东馆陶县,早年曾参加北伐革命,后赴德国留学,31岁取得弗莱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抗战期间历任西北农学院、贵州大学、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在新亚创办了《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和《新亚生活双周刊》。他1970年去世时,学生哭成一片,他们穿黑袍披黑纱。同是中国当代四大学者之一的徐复观见此情此景,说:“今天我见到了新亚的真精神。”

知名校友
余英时:
当代国学通儒,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任教,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49年入读新亚书院,是第一届仅有的两个学生之一。

唐端正:
知名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1953年从新亚书院毕业,是新亚书院哲学系第一位学生。

卢玮銮:
香港著名作家,笔名小思,其短文《禅》入选人教版语文课本。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1964年毕业于新亚书院中文系。

辛世文:
著名生物学家,被誉为世界“克隆植物基因之父”。曾任美国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分子生物部主任及夏威夷大学植物分子生理系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讲座教授。1966年毕业于新亚书院生物系。

李天命:
香港著名哲学家,诗人。芝加哥大学博士,在香港的大学讲授思考方法、数理逻辑、科学哲学等等。《李天命的思考艺术》连续四年取得明报出版社排行榜冠军,并获选为香港书展“深爱的书”(首届)第一名。1968年毕业于新亚书院哲学系。

徐立之:
分子遗传学家,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曾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并任多伦多病童医院研究所遗传系主任及首席遗传学家,2000年至2002年担任人类基因组会长一职。现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68年入读新亚书院生物系。

李明逵:
香港警务处前处长,是持大学学历担任此职位的第一人。1972年毕业于新亚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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